单细胞研究指南：测序方法大比拼

由于中国将其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持有，或者进行非政府投资，比如臭名昭著的购买证券化次级债，所以这些过剩储蓄就在美国再循环。

在浙江，我们举一个小例子，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开始我们看到中国证券报上，有一整版，长兴县路桥公司发行15亿公司债的发债说明书，它看起来是一个法律框架非常清晰的企业法人，但是实际上，这是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操纵运行的地方融资平台，它所筹集的这些资金对于当地的发展战略是显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地方融资平台运行下来的融资，我们观察，也很少能够照顾中小企业融资需要，它首先满足地方层面上整个发展战略上那个重点的增长点，一般也都是这种准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以及主打的地方大项目。贴息拉动的是商业性的贷款，这三亿多的财政资金引致了一百亿以上的社会资金进入了政府想给予支持的项目，那么它的放大倍数在30倍左右。

社会上可以用来支持发展的融资渠道，首先把特别明显的大企业大项目，增长点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支持，但同时中小企业的支持怎么样也能够得到配套，这个事情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我们观察了一下，中国这些年发展中这个问题十分突出，而国际经验来看，其他的经济体，无一不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人家也在想方设法找到一些对策。运用中央财政资金以贴息的方式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升级换代。到了六十年代其支持的重点转为半导体，以及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信息技术。我们可以提出下面几个观点：第一，应该在战略性高度充分重视金融体系建设，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级的政策性融资的机制建设。金融担保是在总体上各种各样项目合在一起以后，它实际上也是承担这么一块比较低百分比的代偿损失，这个资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以透明的方式对公众说清楚，这就是政府追求社会目标，追求政策性效应在公众资金里可以做出答案，以后要透明在预算里的安排，这样财政可持续机制在它的技术方面就完全可以得到一个跟公共财政对接。

这样的一个货币媒介、信用媒介构成了整个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它形成一个商业性金融到中间地带色彩很明显的各种各样政策性融资事项。假定一个项目有产生投资收益和回报的现金流，但是不能承受商业性银行贷款的利率，比方说10%，它自己计算只能承受5%。未来几年，中国货币大幅升值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

在引发金融危机的浑水中，很明确，责任和潜在风险是由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北半球和南半球（拉丁美洲国家）共同承担的。另外，他认为全球有效劳动力供应的大幅增长，以及全球新兴信贷方极端的风险转移，是造成以上几点的原因。在沃尔夫看来，他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管理体系和货币政策，来抑制信贷激增以及资产泡沫。增长到2007年超过9%的峰值，特别是在2004年到2007年间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翻了一番，也就是说即使在人民币升值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在增长。

尽管没有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增长得快，但是在200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出现了增长。于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美国公司从它们的亚洲基地向中国提供高端零部件在中国组装。

为了达到此目的，中国必须首先修正其汇率制度。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合理的逻辑推论应该是：美国的总需求推动了其外部不平衡，随之又推动那些以服务美国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体的不平衡，这主要是通过调整那些经济体的投资需求实现的，而其总货币储蓄又因之被调整。正如上文所讨论的，这可以通过对贸易平衡的区域分类研究推断出来O它揭示出中国对美国及欧洲产生巨大贸易顺差的模式，与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东亚及东南亚产生巨大贸易赤字的模式相似。?如果真是这样，美国的工资被压低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可能只是正在发挥作用的、更大的全球力量作用的结果，包括国际经济体系中心的美国的经济金融化以及东亚自1997—1998年危机以来的网络重组。

其次，本文研究了主流经济学家是怎样迅速地推断出当今金融危机是正在崛起的东方外围国家的储蓄过剩的问题。然而，没有人强迫中国累积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这种贸易赤字在2005年之后停止了，不是因为贸易变缓，而是因为中国对亚洲的出口额开始赶上从亚洲的进口额。在应对出口下滑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不仅成功了，而且还立刻为石油输出国带来了影响，那就是它们在短时间内难以吸收的大量的贸易顺差。

由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控制了全球左翼和右翼的思想，因此我们将遭受新一轮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样的阻碍发展的大规模的体系性调整。扭曲的凯恩斯主义关注一下《金融时报》马丁·沃尔夫的专栏有助于我们更详细地弄清这些观点的逻辑步骤，因为他在该栏目的普及与宣传上很有发言权。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底，沃尔夫形象地提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指的是2007年时他一直支持的共识被粉碎了。他列举了由高盛集团文件所披露的两个显著特点（全球实物资本回报率的增加及股票风险溢价的增长），然后他又增加了一点：许多工业品的美元价格面临强大的下行压力。

换个角度说，我们正面临一个全球的节俭悖论，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储蓄得更少。同时，北半球经济却利用外围国家带来的契机而获利。他认为：中国的不良行为正给世界其他经济体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越来越多的政府经费直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或者通过将资本转移到国有企业中进行间接投资。通过回顾20世纪90年代对东亚产业政策的抨击，佩蒂斯作了一个较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问题就出在那些旨在促进经济突飞猛进的产业政策上。将此种情况放在中国的背景下将得出中国人存储多，所以中国的投资率不高。

在随后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中也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反应。从北半球的金融角度来讲，与预期相比，这种结果非常成功。

中国摆脱这个典型的外国后进工业化国家的困境，似乎与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从中国通过的、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生产网络的出口路线改变密切相关。问题是中国还没有实行应对这场全球危机所需要的深刻改革。

货币主义者对于这次危机的意识形态反应就是，通过本次危机成功地将造成不稳定和收支失衡的责任归咎于突出的贸易顺差国（石油出口国），并同时合法地将系统性调整的重担转嫁给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外围国家。换言之，与他的前任格林斯潘一样，他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也是从顺差到资本流入，再到资金流动性和监管失灵。

很显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还是典型的后进外围工业化国家的特点，这种增长的爆发通常以经常项目赤字而告终，最后需要紧缩政策来补救。2000年爆发的网络泡沫和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轻微地扭转了这个趋势，但之后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继续急剧增加。另外，与北方中央银行为了应对危机突然创造的庞大的流动性以及目前由于北方中央银行干预导致的从事套利交易的流动性相比，这样的储备也显得微不足道。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元强大的流动性、先进工业经济体出现的滞胀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都是1973年首次出现的石油价格冲击所致，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油价提升了四倍，在国际金融市场体系还随之出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剩余石油收益以贷款和投资形式重新投入石油进口国的行为。

@观察者网新权威理论的伪善新权威理论的伪善显而易见。有意思的是随后，在他关于中国的稳定汇率政策在美元价格下跌时是如何有效地导致人民币贬值的讨论中（下节要讲），他没有提及中国自2005年起对人民币作出的升值调整。

@观察者网最后，本文质疑了这些观点，并从正确理解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失衡作出了其他阐释。一、回顾1982年的债务危机回顾有关1982年债务危机的观点很重要，因为那场危机是美国霸权主义复兴的转折点，结束了美国自混乱的70年代以来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慢慢衰退的过程。

但它表明了国际收支失衡跟人民币实际的相关估值无关，然而却与国际贸易和生产组织背后的结构变化有关。只有在2006年这个观点还能成立，尽管此时美国的信贷泡沫已经达到峰值并已开始衰退。

特别是如果其债务国（就是美国）因不能通过继续借贷来消费中国的过剩储蓄而无法还债时，中国就必须接受恢复全球经济平衡的后果。各种各样的外债不断地被归为国家债务，并认定，不论公有的还是私有的，都是整个国家和现任政府的责任。他似乎在暗示这是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必然结果。事后，各国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将私有债务公有化，并帮助那些有外债的地方私有企业。

而相比之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在2004年后才刚开始以可与之相近的速度增长。?在这个专栏里，沃尔夫总结了凯恩斯的三大教训。

阿图科罗拉(Athukorala)和山下(Yamashita)认为中国作为亚洲生产网络中进行最后组装的主要场所，加大了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顺差的增长。贸易顺差国应该受到惩罚。

这些观点补充了何新华和曹永富(2007)先前的观点，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来自国外的金融资本已迅速大规模增长，成为非金融企业的资金来源，并越来越多地代替政府资金和银行贷款。没有完成降低GDP中投资份额的比例这一目标也是由于别无选择。